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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洋监狱

    来源:http://www.gt0577.cn 发布时间:2019-08-07 点击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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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创建于1952年8月13日,位于江汉平原中北部,汉江下游两岸,分布于潜江天门钟祥沙洋京山等三市二县结合部,跨地面积2 200平方千米,占地面积230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11 333.3公顷。沙洋监狱管理局下辖10所监狱,分别是沙洋广华监狱、沙洋小江湖监狱、沙洋荷花垸监狱、沙洋漳湖垸监狱、沙洋熊望台监狱、沙洋范家台监狱、沙洋汉津监狱、沙洋陈家山监狱、沙洋长林监狱、沙洋平湖监狱。沙洋监狱管理局机关设在牛奶山,同时设有内部医院--沙洋监狱局总医院。

      过去由于体制原因,监狱内部单位的在职人员一部分为警察,以前也曾有过“以工带干”的说法。内部学校的老师也是在编人员,属监狱警察编制。2003年后,各监狱陆续撤销学校,中小学生改由设在沙洋县城内的局一中和二中就读,现已撤销,部分校产、全体学生移交地方。同时也有独立的内部医院--沙洋监狱局总医院。

      1951年5月,公安部召开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的决议》,劳动改造罪犯工作迅速在全国展开。1952年6月,公安部又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为了贯彻这两次会议精神,省委决定,在位于江汉平原北部汉江中游两岸荒湖遍野、秃岗林立、人烟稀少的沙洋地区划定范围,将原计划调往西北地区的5000名罪犯和撤销省属专县劳改场所的罪犯,集中沙洋进行改造,省公安厅专门派袁兴明处长赴沙洋筹建。

      1952年7月中旬,由潘方烈、陆春阳带领,荆州地区罪犯2000多人首批抵达沙洋,接着,赵觉、王崇楼等带领黄冈、孝感地区罪犯2700多人,由汉口江汉码头出发抵达沙洋。8月13日,沙洋农场正式建立后,根据罪犯人数,编为两个支队:湖北省劳动改造第一支队,赵觉任支队长,支队部设在罗汉寺;湖北省劳动改造第二支队,王煌任支队长,支队部设在范家台。

      1952年秋,湖北省委、省政府根据毛泽东在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上所作的“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的指示和全国第一次劳改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湖北省第二次劳改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在沙洋地区划定区域范围,创建沙洋农场,将省内原计划调往西北的罪犯和撤销省属专县劳改场所后的罪犯集中沙洋进行劳动改造。

      1952年8月13日,湖北省国营沙洋农场正式成立,决定沙洋农场对内称“湖北省劳动改造管教纵队”,对外称“湖北省国营沙洋农场”

      1953年春,公安部与农业部联合发布命令,宣布沙洋农场与沙洋机械农场合并,原沙洋机械农场改名为沙洋农场第九机械分场。周季方任总场场长,黄宏儒任总场政治委员,王家善任总场副场长,袁兴民任总场副政治委员。

      1953年3月,湖北省政府抽调有关部门负责人,成立“沙洋农场建设委员会”,由程坦担任主任委员,张体学陈一新夏世厚任副主任委员。5月,李先念发布命令,建立沙洋国营农场医院,定名“湖北省沙洋国营农场医院“。8月,省委批复成立中共沙洋农场委员会。

      1956年5月30日,湖北省公安厅决定,撤销沙洋农场总场,成立省劳改局驻沙洋办事处,将分场并成大场。

      1957年10月,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沙洋检查工作,在听取马书年同志的汇报后,指示“沙洋农场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成立农场管理局,并确立组建机构”。

      1957年12月21日,省委决定撤销沙洋农场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共湖北省沙洋农场管理局委员会和沙洋农场管理局,并决定时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刘锡凯同志调任沙洋农场管理局担任党委书记、局长

      1958年1月4日,省委决定,自1月起,沙洋农场由荆州专署统一领导,相关业务由省公安厅、财政厅共同研究下达。

      1960年1月,省委将沙洋镇建成专区直辖市,省委决定,沙洋农场由荆州市委和沙洋市委双重领导。

      1960年3月,国务院批准荆门县沙洋镇与沙洋农场管理局合并,成立专区直辖市,沙洋农管局党委书记刘锡凯任沙洋市委第一书记、荆州地委委员

      1966年9月,为破“四旧”立“四新”,将沙洋农管局所属罗汉寺、马良、漳湖垸、周矶、苗子湖、范家台、黄土坡等以地方取名的农场,分别改为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农场,以示“除旧立新”。1967年3月至7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8245部队湖北省沙洋军事管制委员会1968年3月起,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沙洋农场军管小组、中共湖北省沙洋农场军管小组委员会

      1969年12月,撤销5个农场(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以及移交黄土坡、范家台部分土地,交付创办“五.七”干校

      1971年12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以鄂革政法[71]第44号文明确沙洋农场管理局为地区级单位。

      1979年12月,中共湖北省沙洋农场第四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这是文革结束后的首次党代会,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差额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书记刘锡凯,副书记马书年、王广恩、孙振海、段芝英,成立中共湖北省沙洋农场管理局委员会。

      1981年2月21日,湖北省劳改局通知,为逐步建立劳教工作管理体制,决定沙洋一农场改为沙洋劳教所,生产、财务从1981年1月1日起由省劳改局直接领导。后来,省劳教局成立,劳教工作正式从监狱管理部门分离出来。

      1981年8月,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八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时期劳改工作的任务,提出了加强与改革劳改工作的措施,首次提出办“育新学校”要求;决定劳改干警与公安民警一样着警服,享受岗位津贴;规定刑满人员不再留场,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刑满留场就业政策终结。

      1982年2月,沙洋一农场改为沙洋劳动教养管理所,由省劳动教养委员会和沙洋农场管理局双重领导

      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下的党政军特人员的决定》,沙洋农场管理局在当年11月底,对符合条件28人予以宽大释放,给予公民权,并帮助安置生活,对留场就业人员中符合条件的4281人发放转业证明书,予以转业安置。至此,沙洋农场改造历史反革命犯的任务全部结束

      1983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公安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意见》,决定将劳改、劳教的管理工作由公安部移交司法部。沙洋农场管理局及所属单位,由省公安厅移交给司法厅领导。

      1983年8月,经省委组织部批准,调整沙洋农管局领导班子,任命马书年为党委书记,方干城为局长(1981年11月,刘锡凯调省公安厅,期间马书年任局长、党委书记)。

      1984年8月,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来沙洋调研工作,就沙洋农管局的管理体制作了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农管局的职能作用,明确指出,“沙洋农管局应该定位为副厅级机构”。

      1995年7月28日,在时任局党委书记尹作斌的主持下,“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命名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1999年,沙洋水产养殖场并入范家台监狱,杨集监狱并入熊望台监狱;2001年,汉江监狱、平湖监狱分别并入长林监狱和汉津监狱;2001年,七宝山监狱并入马良监狱;2002年,官垱监狱并入范家台监狱;2004年,刘家巷监狱并入广华监狱。

      改革开放后直至监狱体制改革前,沙洋监狱局沿袭的是发端于计划经济时代“监企社合一”的监狱管理体制。沙洋监狱局除设有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总医院、电力局、商业局、供销处、农科所、局中学之外,各监狱还重复建设有中小学校、派出所与监狱医院。这一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优势,对监狱工作的起步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4年1月,以“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目标的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沙洋全面展开。经湖北省司法厅监狱局批准,6月2日湖北省楚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沙洋办事处正式成立。

      2004年底,沙洋监狱局基本实现监企分开、监社分开和收支分开。监狱办学校全部撤消,学生全部集中到局一中就读;原由监狱负责人、财、物的13个派出所,与监狱脱钩,按地域分片、调整、整合为直属局公安局管理的6个派出所;原由局隶属的湖北省沙洋地区人民检察院移交变更为荆门市沙洋地区人民检察院,成为省人民检察院的派出院。

      2011年3月,沙洋广华监狱成功迁入新建的设施先进中心押犯点,2011年底,沙洋苗子湖监狱成功搬迁仙桃市,沙洋陈家山监狱、范家台监狱、小江湖监狱、熊望台监狱等单位的功能配套项目建设基本完成,沙洋漳湖垸监狱、荷花垸监狱的罪犯分流工作平稳完成,沙洋长林监狱、沙洋马良监狱搬迁工程进展顺利。至2012年底,沙洋监狱局所属监狱可以全部实现集中关押,全局关押点点多、线长、面广、分散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监狱面貌焕然一新.

      在千里汉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洋,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政权――权县就诞生其境内,震惊中外的“郭店楚简”和“中国第一古湿尸”也在这里出土;这里曾是充满硝烟的古战场刘备曹操大战长坂后,斜趋汉津口,南宋名将边居谊英勇抗元、血洒新城等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如今,更因“文革”期间,曾有40余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大专院校、省直单位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而进一步加深了许多人对这个昔日滨江小镇的印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央一级机关干校共有106所,各省机关干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干校”、江西中办干校、奉贤干校、河南息县中科院干校等的规模和影响较大。

      沙洋作为湖北省八大重镇之一,滨临汉江,门锁荆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都比较发达,是鄂中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川鄂豫陕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汉口”的美誉。总部设在沙洋城区的沙洋农场(现沙洋监狱管理局)则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他们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1969年初,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将所属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全部和黄土坡、范家台农场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设备等先后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队办干校,而这些农场的原有干部则被安排在七里湖农场创办了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沙洋“五七干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陆续来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一些原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也转移到了沙洋。当时,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274(总后)等。湖北省直单位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公检法、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共下放干部及家属2万余人。

      干校的组建一般首先来先遣小组,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才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来到沙洋,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五七干校”。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一样要求,按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

      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开始陆续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学员被安置,“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带走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干校”结束。经历了短则3年、长达7年多劳动锻炼和农村生活的干校学员陆续回到了北京和武汉。

      如今,在沙洋城区周围的小江湖分洪区、湖北省沙洋警官学校旁、李市镇蒋台村、七里湖劳教所等原“五七干校”所在地,当年那些由“五七战士”自己动手修建的一栋栋简易红砖瓦平房仍在,书写在墙上的一幅幅“毛主席语录”仍清晰可见,虽然随着岁月的流失,那些房屋已变得破旧不堪,失去了往日的容貌,但它们却像一个个历史老人,仍向世人讲述着“五七干校”的故事。

      “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沙洋“五七干校”创建初期,因条件差,“五七战士”们劳动和生活的环境都非常艰苦,他们吃的是粗粮小菜,睡的是在破旧不堪的瓦房里用稻草铺就的地铺,往往是几十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而且由于许多人是从北方初到南方,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长疮,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为了改善住宿环境,“五七战士”自己动手建住房,他们搬砖、锯瓦条、砌墙、……细嫩的手上打起了大泡、小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很快建起了一幢幢红砖瓦房。“五七战士”的生活基本安顿好后,就迅速投入到种树、种粮食、种蔬菜、喂猪等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中。

      每天大家出工、收工都要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上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最初大部分干部不懂农业生产,闹出了一些至今难以忘怀的苦涩笑话:开始用牛耕田时,不知道如何让牛转弯,耕到田头时就对着牛吆喝:“喂,右转弯!”“喂,左转弯!”,耕到中途,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就对着牛喊:“牛,你站住吧!”可牛就是不听指挥;有的人还将小麦认成韭菜。为了使“五七战士”们尽快了解种田知识,干校就请沙洋农场的干警和附近生产队懂技术的社员来指导。同时,干校还组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组”,分别住在社员家中,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社员们学习种田技术,帮社员们干农活,做家务,为社员们做了不少好事,与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每当谈起这些从北京、武汉下放来的干部,当地的一些老人仍对他们赞不绝口。

      建在距沙洋城区7公里范家台农场辖区的财政部干校的5个连队种着2000多亩农田,由于有些沙板田土质太硬,秧用手插不进去,“五七战士”们便用竹签在秧田里插个洞,然后再插秧。有的人年龄大,收割时弯不下腰,就坐在小板凳上,边割边向前挪动。为了实现粮、油、肉、菜的自给自足,“五七战士”们一年到头都十分忙碌和劳累,农忙时节,常常是清晨披星下田,晚上戴月回家,连饭都是由炊事员送到田头来吃,虽然苦累,但大家没有什么牢骚和怨言,财政部“五七干校”的学员们还创作了一首《“五七战士”之歌》:“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五七战士’整装到田间;唱着那丰收的赞歌,歌声在空中飞旋……”每到收获的季节,看到自己亲手劳作换来的一袋袋黄灿灿的稻谷、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五七战士”们所有的劳累和烦恼便都烟消云散了。

      干校耕种的农田较多,农忙时节,干校学员忙不过来,沙洋农场、地方政府知道后,就派干部帮忙插秧、收割。而地方上有事请干校帮忙,干校也有求必应。沙洋镇组织到荆门修焦枝铁路,没有车辆,找干校借车,干校全力支持,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在劳动之余,干校的学员们还积极开展歌咏、乒乓球、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有的连队还在自己的连部搭起了简易戏台,自编自演《沙家浜》、《红灯记》等革命现代样板戏和小合唱、舞蹈等节目,引得十里八乡的群众纷纷前去观看。中央民族学院还专门组织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片断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歌颂毛主席的民族舞蹈到当地的江汉油田、农村慰问演出,这是干校生活最快乐的时候。如今在财政部“五七干校”的旧址上仍可看到当时搭建的简易戏台、篮球架等。

      干校生活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运动、搞思想改造。一般是晴天劳动,雨天运动,白天劳动,晚上批斗,还要“早请示,晚汇报”,“革命生产两不误”。通过这样的斗争和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那诸如大批判、忆苦思甜、表决心等活动都是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五七战士”最不愿触及的痛心回忆。

      中央、省直各单位的一些干部下到沙洋“五七干校”后,其年龄尚小的子女也跟随着父母来到了沙洋,他们被安排在干校附近的红卫小学、新灯小学、新城中学、董场中学等中小学读书,财政部还自己办起了“五七中学”,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一些年龄大点的子女也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纷纷来到了父母所在的沙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后,沙洋“五七”干校的学员开始陆续回北京,知青也陆续被安排工作,其中有几十名干校学员的子女被招工到了沙洋农场化纤厂、沙洋变电站、沙洋邮政局等单位,其他的都回到了北京。几年后,招工到沙洋各单位的学员子女也先后调回北京,只留下了几位已成家的学员子女,他们深深扎根于沙洋的沃土中,为沙洋的建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无怨,无悔。

      著名画家周韶华回忆他1969年至1970年在沙洋“五七干校”的经历时,曾深情地说:“五七干校”的生活使我学到了书本中难以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著名作家碧野先生曾回忆,在沙洋“五七干校”的两三年中,他不但抵制了狂风恶浪,而且“体健心宽”,以至,连感冒都没患过。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的人员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文坛祖母”冰心,作家冯亦代,画家周绍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驻英国大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我国著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国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旺午、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习生活过

      在艰苦创业和遭遇困难的关键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沙洋农场建设有力支持。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1954年始先后多次视察沙洋农场,推动发展,并与马书年等老一辈农场建设者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54年4月,他到北京上任前专程来到沙洋农场,与老部下老战友依依惜别,告别沙洋饯行北上。1956年,时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来沙洋调研,了解情况后,他指出,“沙洋农场要设党委,而且党委还要有职有权”。60年的历史长河中,董必武(1957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震(1958年、1973年,时任农垦部部长)、罗瑞卿傅作义王任重(1957年,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邹瑜(1987年,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杨(1997年,司法部部长)、郭树言(1989年,时任湖北省省长)、田期玉(1985年,省政法委书记)、俞正声(2004年湖北省委书记)、张福森(2004年,司法部部长)等中央、省部级领导人先后视察、支持沙洋农场建设,成为激励沙洋监狱工作者奋发前行的宝贵精神动力。同时,部队的看管,荆州地委的领导,当地政府的支持,鱼水情般关系的场群联防,对改造罪犯垦荒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7年1月,时任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田期玉,在沙洋农场建场三十五周年之际题词,勉励沙洋农管局“继往开来,把改革精神和沙洋精神结合起来,建设沙洋,开创未来“。1987年4月30日至5月2日,时任司法部部长邹瑜视察沙洋农场,充分肯定了沙洋农场“自查自报自改”整顿干警纪律的“三自”做法,并为沙洋农场挥毫题词:“把沙洋农场建设成为特殊学校的先进榜样。”临别时,专门布置了调查干警素质的工作任务。7月14日至20日,方江清、黄锡宣、贾珍华受局党委委派,专程到司法部进行汇报。在汇报时,司法部领导指示“沙洋农场要很好发掘和总结丰富的工作经验”。为贯彻落实司法部领导指示精神,为进一步凝聚斗志推进工作,经过局党委广泛调研、思考酝酿,一致认为沙洋农场的广大民警职工,在改造罪犯、改造自然的斗争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结合建场实践,融会、凝结、培育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无私奉献,艰苦创业,顾全大局,求实守纪”的沙洋精神。沙洋精神是对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1992年3月,时任司法部常务副部长张秀夫视察沙洋农管局,挥毫题词:“规模属第一,工作争第一,要把沙洋建成现代化劳改城。”

      1997年3月24日,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扬亲临沙洋,对广华监狱的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创建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于年底考核授牌。继而沙洋苗子湖监狱通过了省级现代化文明监狱验收,一批监区创建为省级现代化文明监区。沙洋监狱局的创建实践也探索出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现代化文明监狱创建的新路子

      2004年1月9日,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省委副书记邓道坤,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孙志刚,副省长刘友凡一行来到沙洋县,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和武警官兵以及工人农民,向他们表示新年祝福。俞正声一行考察了沙洋监狱管理局、沙洋范家台监狱,时任湖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张坚同志全程陪同。在范家台监狱三监区,俞正声看监号、问警情、了解犯人改造和生活情况,并听取了司法厅负责人关于监狱体制改革、监管安全运行情况的汇报。俞正声对监狱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还通过厅局领导向全省广大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和司法行政干警及家属致以新年问候。

      2004年11月16日,时任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到沙洋调研时指出:“沙洋监狱局在我国监狱系统是一个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监狱局。建局五十多年以来,为湖北乃至全国的社会稳定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推进监狱工作发展特别是监管教育改造罪犯、提高执法水平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也培养锻炼了不少干部。”

      2008年5月,湖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兼省监狱局第一政委汪道胜到沙洋调研时,将自己对沙洋的认识概括为:“一长、二大、三多、四重、五特”。“一长”是沙洋监狱局建局时间长,历史悠久;“二大”是沙洋监狱局地盘大,规模大。 “三多”是干警多、押犯多、职工多,占全省40%。“四重”是地位重、影响重、任务重、包袱重;“五特”是沙洋这支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负重,特别能容纳,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

      刘锡凯(曾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1957年底成立沙洋农场管理局时,担任党委书记兼局长。1979年12月至1981年11月任沙洋农场管理局党委书记)

      马书年(1981年11月至1985年5月担任沙洋农管局党委书记)(1983年8月正式任命)